以军空袭黎南部 打死黎真主党一名高级指挥官

此处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对公众来说，如果连即将作废的七八宪法都得到如此尊重，那么八二宪法所享有的权威和尊重只会更多。

评议是一种量化监督方式，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其在类型上包括工作评议、述职评议、办案评议等。[28]参见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辨正：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法学》2017年第3期，第4页。

[48]参见卢智增：人大问责机制创新问题研究，《理论导刊》2016年第12期，第5页。对各级官员进行述职评审以及定期考核等，也具备预防个人失职的效果，等等。[31]参见何深思：人大监督刚性的天然缺失与有效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第54页。就其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应当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共同融为一体，从而实现监察全覆盖的体系性改革目标。[30]参见谭燕萍：我国政府部门职能交叉中的利益博弈分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第57页。

(一)两类监督相互补充如前所述，地方监察委员会存在监督者难以监督自身的固有缺陷，有必要引入异体监督来化解该问题，而在我国现行的政制架构下，地方人大是唯一既有权力又有能力承担起该职责的国家机关。从我国监督机制构造及监督实践来看，异体监督是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比如党的监督、群众监督等等。第二，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行使应当具备适时性，即法院与专门化监管机构应在适当的时机给信息主体提供应有的救济。

例如，新西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98条要求，当信息主体认为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违法时，必须先向个人信息保护专员投诉，当对个人信息保护专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时，再提起诉讼。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只要不存在应当保密(第18条)或者妨碍履职(第35条)的情形，便有义务告知信息主体其个人信息被处理的情况，主动承担风险交流责任。此外，在风险信息提示、模范宣传、官方辟谣、官方评级等信息公布活动中，行政机关都会针对特定主体乃至不特定公众表明意见立场，引导其行为。

  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权益 个人信息处理 个人信息主体权利 程序性行为 。相较而言，专门化监管机构在专业知识与信息获取能力上占据优势，享有形塑一般性规则的权力，因而能更高效地预防和处理系统性侵权问题，应当发挥其在个人信息权益救济中的关键性作用。

原告试图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1条提起行政复议，要求被告在政府记录中将其身份更正为城镇企业退休职工。[27]参见黄宇骁:《行政行为概念的立体程序化改造》,《清华法学》2023年第2期,第16页。如果该违法的行政行为满足侵权行为的要件，被告还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在王某诉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公安行政管理一案中有典型体现：原告被错误认定为吸毒人员，其个人信息还从昭阳分局的数据库被共享到户政、交通等其他公安部门的数据库中。

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会打破这种可预见性，增大个人信息的处理风险，信息主体有权进行纠偏。第二，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审理进程，裁定其中一个诉讼程序中止审理。[29]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2017年度判字第54号判决。参见江苏省南通市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苏0691行初325号。

由此，如果行政机关在运用信息工具开展规制活动的过程中违反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则审查机构可以通过对信息公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来威慑行政机关，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认为，尽管原告用尽了行政救济措施，但在其尚未对不利的就业申请处理决定(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寻求司法审查的情况下，其更正个人信息的主张是不适当的和不成熟的,因为此时给予其隐私权法救济将倾向于破坏既定的和经过验证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个人已经能够从法院获得审查。

理由是：原告享有土地权利的情况信息是被告审查原告投保资格所必需的信息，属于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必须利用的信息，不得被删除。[15]也就是说，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透明、公正地处理其个人信息，将行政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始终置于信息主体的可预见范围内。

此时，信息主体行使查阅权和更正权更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应该看到，信息主体向行政机关提起权利请求，由后者配合，能够高效、便捷地消除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实际上，在行政机关超出实现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所需的保存期限而没有及时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来源机关与不具备处理权限的接收机关共享信息等情形中，都存在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行政机关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含有巨量个人信息的数据集被泄露，随之发生身份盗窃、诈骗以及人身伤害问题。根据欧洲学者谢尔盖·古特沃斯(Serge Gutwirth)和保罗·德赫特(Paul De Hert)教授的观点，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属于疏导权力的透明性工具(channelling power through transparency tools),其主要是通过将政府决策或政府行为公开化、透明化、理性化，迫使权力良善地运行。在数字赋能效应日益凸显的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分散化的公民个体很难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来持续评估、判断个人信息处理系统带来的衍生风险并作出回应。

但在现实情况下，信息主体在寻求救济的过程中，针对同一或关联事项，可能既主张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又尝试行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法院为了避免并行审查带来的重复审查乃至结论冲突，决定对原告的两项主张进行合并审查，最终在审查后认定原告的删除主张缺乏依据。

可见，其立法目标在于规制个人信息处理风险，保障个人信息处理中涉及的信息主体的实体性权益，而不是保障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决权。[18]在个人信息权益的双层次构造下，需要结合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点，重新定位传统行政法对行政行为产生实际影响的要求。

3.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在自由防御型行政法模式下，传统行政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安全和秩序，它以狭义的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为实现行政目标的核心手段，行政行为往上承接法律，往下与行政诉讼相连。

针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和规模愈发庞大的政府数据处理活动，法律不仅要在行政机关滥用个人信息对信息主体的实体性权益造成实际减损时确保信息主体实体性权益的事后恢复与弥补，还应该前置性、预防性地规制行政机关滥用个人信息的风险。关键词: 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程序性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在数字时代，国家是掌握个人信息量最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3.专门化监管机构的关键性作用个人信息处理系统发挥数字赋能效应，依靠的是通过技术、机器、组织、人员、管理流程与规范塑造而成的整体架构。[13]在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维度，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时，需要确保处理目的的正当性、明确性，确保在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保证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安全性和准确性，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控制处理风险，在利用目的达成后及时删除个人信息。

[42]法院判决的逻辑是：原告权益诉求与救济目标的实现应当考虑到该行政管理领域已然完备的法律程序机制，没有必要放弃既有的、经过验证有效的救济方案，而选择一个功能类似但无证据表明救济效率更高的新方案。与此同时，经由行政机关之间日益广泛的政务信息共享，行政机关间接收集个人信息的能力也大大增强。

为了消除这些事实效果，最为直接的救济方式，当是由信息主体全面了解其个人信息被处理的情况，进而请求更正、停止处理、删除相关个人信息，并就已经发生的侵权损害寻求赔偿。在秩序行政中，行政调查人员主要通过人身搜查、住宅搜查、询问等带有强制性的方式直接获取个人信息。

[8]基于此，弱势的个体更加需要的是预防性的法律保护框架，而不是形式化的、所有权式的对个人信息的排他性控制。最后，法院在判决中一并明确了投保资格认定决定的合法性。

[22]在这些场景中，行政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具有过程性特征，服务于后续具有利害调整效果的行政行为之作出。如果此类活动降低了当事人的社会评价，造成了其实体性权益的实际减损，则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请求审查机构确认行政机关公布个人信息的行为违法。不过，对于这些法律规则具体如何被解释和适用，彼此之间如何协调，尚缺乏明确的答案。在行政相对人不服这种行政行为时，便可以诉请法院撤销该行政行为，排除侵害，恢复自由，寻求赔偿，使得行政相对人的自由、人格、财产恢复如初，撤销之诉因此成为传统行政救济机制的中心。

1.行政机关依据个人情况调查结论作出行政行为在作出处分行政相对人实体性权益的行政行为之前，基于查清事实之需要，行政机关往往会在职权范围内尽量收集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俾无遗漏，以有助于最终正确决定之作出。对行政机关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设计救济机制与设定法律责任，要结合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特点展开。

[31]关于个人信息主体权利具备的风险交流功能,参见刘绍宇:《数字政府建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规制路径》,《财经法学》2023年第2期,第62页。[3]有观点主张,根据成熟性原理,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无法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难以获得司法审查。

[1]不过，在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下，对于个人信息主体(以下简称信息主体)寻求行政救济之具体路径问题，[2]目前缺乏专门化、精细化的探讨。针对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信息主体可以主张间接救济与直接救济两种救济路径，前者侧重于对后续行政行为的结果审查，后者侧重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风险控制。